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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字| 傅正浩

在经济最巅峰的时候，足球是中国企业展示实力、维系政商关系的最佳名片。 然而，当潮水退去时，足球往往是最先被抛弃的，连一个像样的告别都没有。

5月24日，中超重庆两江竞技足球俱乐部发布公告，由于俱乐部债务不断增加，账户已被冻结，只能宣布退出中超联赛并解散球队，并责令所有人当天12点前出发。

虽然此前重庆球员多次讨薪未果，让外界对球队随时可能宣布解散做好了心理准备，但当战靴正式落地时，依然让大家感到遗憾。 不仅是重庆的球员和球迷陷入哀悼，中国体育界的所有人或许都有一种兔死狐悲的无力感。

近年来，足球人的这种无力感逐渐加剧。 不过，当2020年天津天海解散，以及2021年刚刚加冕108天新中超冠军的江苏苏宁解散时，因为两人都是超级富豪，花钱也不少，所以有些业内人士也在提出从技术层面加速股份制改革等专业建议，希望避免其他中超俱乐部重蹈覆辙。 但如今，当一向谨慎的重庆队也被迫解散时，更多人终于认识到，中超俱乐部的巨额债务问题并不是足球层面能够解决的问题。 就像当年中超金元足球最鼎盛的时候一样，这也与当时的联赛运营水平没有什么直接关系。

回顾近三年解散的三支中超球队，他们确实竭尽全力挽救，但难以挽救大局。 当时，天海公开打出了“零元卖队”的旗号。 苏宁向江苏省多个部门发出求助信号。 如今的重庆队不仅多次讨论股改方案，球员们也纷纷宣布愿意在2021年4月30日前主动放弃俱乐部拖欠的工资。 要知道，天津和重庆都是直辖市，而江苏则是我国每年GDP前三的经济省份之一。 然而，随着疫情蔓延，私营企业纷纷削减开支，囤粮过冬。 国有企业也要聚焦主业，稳住业务。 主要是整体经济环境就是这样恒大足球俱乐部股东，自然没人敢接手。

作为中国职业体育改革的试验田和先行者，中超联赛（前身为甲A足球联赛）不仅引领着中国职业体育的发展前景，从某种意义上来说也是一面反映盛衰的镜子。中国经济的。 2010年恒大接手广州队时，当时保级成功的广州队每年运营成本为4000万元。 自此，恒大迎来了中超联赛的黄金时代。 作为新三板公司，恒大淘宝足球的财报显示，俱乐部在多个赛季的投资高达20亿以上。 据重庆队解散公告显示，2016年底，正值中超金源足球巅峰时期，当代集团斥资5.4亿元接管俱乐部，总投资超过30亿元在六年多的时间里。

此外，据重庆队领队魏新透露，2021年4月30日之前，俱乐部债务高达5亿元，而2021年5月至2022年3月，俱乐部累计债务为2亿元，这意味着重庆队球队目前债务已超过7亿元。 作为一支投资规模排名中超中下游的球队，重庆队的烧钱水平还是一样的。 那些中超豪门昔日的豪华水平和现在拖欠工资的数额将超乎想象。 唯一的区别在于何时揭晓。 这个盖子。 本赛季，中国足协分三个时间点要求各俱乐部分批解决欠薪问题。 至少30%的拖欠工资必须在7月31日前解决，7月31日前后可能会披露更多报告。 拖欠工资问题。

重庆队已解散，在欠薪问题上诚恳表达了立场。 后续将通过诉讼追收、债务追收、资产出售、集团借款等方式继续筹集资金，并尽力逐步清偿拖欠工资。 然而，根据大体育商业对过去大量中国职业体育俱乐部解散案例的观察，未来球员拿回拖欠工资的可能性几乎为零，即使诉诸法律也没有什么实际意义。影响。 由于重庆队在新赛季开始前选择自愿解散，重庆球员想要收回过去的拖欠工资实际上已经变得困难。 这可能会引起中超联赛内部的连锁反应。 毕竟，中超至少有10家具乐部存在长期欠费的情况。 由于欠薪现象，不排除会有更多球员要求及时结清拖欠工资。 一旦出现集体雷雨，中超金元时代将不得不被迫硬着陆，而这将是一个无法解决的问题。

中国足坛欠薪欠缺真正成功案例，俱乐部解散堵住维权之路。

职业体育俱乐部拖欠工资在我国是普遍现象，但体育大企业审查了大量案例，真正解决拖欠工资问题的成功先例却很少。 以中超联赛为例，一旦俱乐部选择解散，从法律角度看，无论是向联赛管理机构中国足协，还是直接向法院起诉，都很难拿到工资。

根据体育法第三十二条规定，竞技体育活动中发生争议，由体育仲裁机构负责调解、仲裁。 然而，我国尚未建立专业的体育仲裁机构。 体育仲裁权往往属于各个体育协会内部设立的仲裁委员会，协会章程规定，发生争议时，各方必须遵守协会的仲裁机构。 例如，《中国足协章程》规定，中国足协仲裁委员会负责处理足协管辖范围内与足球相关的行业内纠纷，实行一地仲裁制度，协会要求各方当事人放弃诉诸法庭的权利。

《中国足球协会章程》原文明确规定：“除本章程和国际足联另有规定外，协会与协会管辖范围内的足球组织、足球从业人员发生纠纷，不得诉诸法院。” 即使运动员向法院提起诉讼，大多数法院也往往选择尊重体育行业的特别法以及体育协会自治和善治的原则，驳回诉讼，并建议向协会寻求仲裁。 这会让玩家实际上很难维护自己的权利。

对于足球拖欠工资的问题，中国足协在2017年之前的规定是，只要拖欠工资，就会取消涉事俱乐部的准入资格。 据大体育商业不完全统计，1994年至2017年间，各级足球俱乐部因拖欠工资被中国足协开除的案件约有60起。 俱乐部一旦注销，就不再是中国足协会员。 自然，中国足协仲裁委员会对拖欠工资的单位不再有管辖权。 即使俱乐部解散前被要求偿还工资，也往往不具有约束力。 由于俱乐部解散并宣布破产，即使球员起诉法院，法院执行时可供执行的资产也不多。 最终，队员们两手空空。

近年来，鉴于足球俱乐部拖欠工资问题频发，如果在“一刀切”的做法下直接取消注册资格，一大批足球俱乐部将被解散。 因此，中国足协对拖欠工资的处罚进行了分级。 《中国足协纪律守则（2019年版）》对拖欠工资的处罚进行了专门调整：“根据拖欠工资的严重程度，对俱乐部给予警告、罚款、扣分、降级或取消资格等处罚。注册资格”。

疫情发生以来，中超俱乐部拖欠工资明显加剧，中国足协进一步做出妥协。 例如，本赛季开始前，中国足协、中国足协筹备组于2019年10月17日发布了《关于2022赛季中超、中甲、中乙俱乐部相关工作的通知》。 4月3日：“各俱乐部本赛季不得新增球员。若出现拖欠工资的情况，以往拖欠工资将分三阶段解决，即今年7月31日前拖欠工资不少于欠薪总额的30%；拖欠工资应在10月31日之前清偿恒大足球俱乐部股东，不少于总额的70%； 12.所有拖欠工资必须在3月31日之前清偿。受到不同程度的处罚，例如禁止在2022赛季第二个转会窗口注册球员、扣除联赛积分、降级或取消资格。”

对于重庆队拖欠工资的问题，正如重庆队领队魏新所言，重庆队目前拖欠工资超过7亿元。 另一位内部人士表示，重庆队早在2019年就曾出现拖欠工资的情况，但不为外界所知。 针对拖欠工资问题，重庆队解散公告中明确表示：“我们将继续通过后期诉讼追收、追债、出售资产、集团借款等方式筹集资金，尽力逐步清偿工资。”欠薪……俱乐部的资产包括家具、电器、设备、车辆等，都承担着偿还欠薪的使命。 希望大家尽最大努力确保俱乐部财产安全； 同时，我们也欢迎同事们积极帮助寻找买家，尽快完成俱乐部资产的处置并偿还工资。”

不过，随着重庆队的解散，中国足协将不再对其拥有管辖权。 即使球员向中国足协仲裁委员会提出仲裁请求，仲裁委员会也很可能会因为不再具有管辖权而拒绝。 即便他们致信重庆地方足协请求协助解决问题，恐怕也没有太大的约束力。 重庆队解散后，球员们当然可以向法院提起诉讼，追回欠款。 不过，考虑到重庆队的轻资产模式以及俱乐部的有限责任公司性质，法院虽然会强制重庆队偿还工资，但由于该队很可能没有太多资产可供处置，而且球员们拿到实际工资还是很困难。

在重庆队之前，中国足坛曾发生过多起零星欠薪案件，大部分都以俱乐部解散而告终。 无论是辽足高调的拖欠工资，还是苏宁的解散，虽然球员们用尽了各种法律途径试图追回拖欠的工资，但截至目前，并没有太多实际效果。 面对这种情况，中国足协应该肩负起敦促各俱乐部尽快偿还拖欠工资的责任。 不能总是看着俱乐部拖欠工资几个月，最后解散。

中国足协未来也应该参考国际足球联赛的财务披露模式，推动中国职业足球联赛的可持续发展。 例如，欧足联推出的《欧足联财务公平竞赛法案》主张俱乐部财务公开透明，建立可持续的财务运营机制，并进行信函披露，确保财务风险可控。 但相比之下，中超俱乐部却因为母公司奉行金元战略而疯狂烧钱。 母集团不愿向外界透露财务信息。 此外，俱乐部股权结构单一，没有义务向外界披露财务数据。 因此，外界很难对中超俱乐部的薪资情况有清晰的了解。 他们往往只看到花地油的盛况。 一旦俱乐部被迫选择披露财务状况，往往就是俱乐部负债累累、濒临破产的时候。

中超提倡股份制改革，但实施起来困难重重。 俱乐部巨额债务成最大障碍

当企业加速扩张时，金源足球无疑是企业实力的点缀，但当经济下行时，金源足球只会让大多数俱乐部不堪重负，别无选择，只能生存。 俱乐部的股份制改革、引入多元化股东一度被认为是化解金源足球风险的好办法。

2015年的《中国足球改革方案》还专门提出通过股份制改革打造百年足球俱乐部：“优化俱乐部股权结构。实行政府、企业、个人多元化投资，鼓励俱乐部所在地方政府定位足球场馆等资源投资，形成合理的投资来源结构，推进俱乐部区域化，鼓励有条件的俱乐部逐步实现俱乐部非企业名称，完善俱乐部法人治理结构，加快俱乐部建设。现代企业制度，立足长远、系统规划，着力打造百年俱乐部。”

2020年疫情爆发后，中超俱乐部母公司都出现了资金链紧张的情况。 股份制改革已正式提上日程。 但真正的股份制改革的成功案例并不多见。 河南嵩山龙门俱乐部可能是唯一值得分析的案例。 俱乐部股份制改造 此前由河南建业集团投资，引进郑​​州、洛阳两家国企，更名为河南嵩山龙门俱乐部。 俱乐部隶属于郑州国企郑州开发投资集团、洛阳国企洛阳旅游发展集团和江业集团。 分别占40%、30%、30%的股份。 但客观来说，俱乐部的处境依然十分微妙，并没有通过股份制改革获得重生。

至于重庆队，他们也试图通过股份制改革来拯救自己。 重庆队在解散公告中特别强调：“2021年初以来，当代集团多次与重庆有关部门讨论股份制改革事宜，以求保留重庆职业足球的火花。然而，时至今日，由于客观条件发生变化，股权分置改革工作未按计划取得进展，俱乐部债务不断累积，账户被冻结，员工生活极为困难，经俱乐部股东大会慎重考虑，我们决定退出。退出中国职业足球联赛并解散球队。”

2021年初，在重庆市体育局的领导和协调下，重庆队成为中超联赛中首批推进股份制改革计划的俱乐部之一。 据体育大商报，重庆市体育局此前曾向当地几家企业询问过，但均以“疫情之下实力不足”为由谢绝了。 此后，经过多方协调，重庆两江新区开发投资集团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两江集团”）最终同意参与股权分置改革。 2021年7月，重庆市体育局起草了《关于重庆两江竞技足球俱乐部股权改革的通知函》。

本次股改方案草案中，两江集团持股60%，当代集团持股减至30%，力帆集团继续维持10%股权。 根据协议恒大足球俱乐部股东，股权分置改革成功后，两江集团将在三年内向新俱乐部投资1.5亿元。 不过，双方未能就偿还俱乐部此前债务达成最终协议。 当代集团自身的财务状况也出现了恶化，希望继任者能够承担部分债务。 但两江集团只愿意同意2021年4月30日之后的债务由各股东按持股比例分担。 由于无法就俱乐部债务问题达成一致，这也导致事实上的股改计划失败。

显然，如何清偿中超俱乐部的债务，是阻碍中超俱乐部股改乃至转让的最大问题。 此前，天津天海和江苏苏宁均同意转让俱乐部100%股权，但希望通过收购能够吸收俱乐部债务。 为此，虽然俱乐部估值超过7亿元，但只要收购能够承担俱乐部过去的债务就可以了。 要知道，虽然万通等公司联系过俱乐部，但最终在巨额债务面前选择了放弃。

从某种意义上来说，中超俱乐部在过去十几年的中国房地产经济黄金时代已经是奢侈品。 中超联赛也成为各大房企展开军备竞赛的第二战场，这也让中超俱乐部陷入了鼓励增长的恶性循环。 虽然俱乐部在房价持续上涨的时候背书了房地产品牌，但当房地产开始下滑的时候，金源足球的问题就暴露无遗。 由于没有自己造血的能力，中超俱乐部长期入不敷出，负债累累。 据恒大淘宝新三板上市时的财报显示，恒大足球俱乐部一度亏损超过70亿元。 尽管恒大集团不断为此注入血液，但一旦俱乐部需要转让，这些损失将是账面上的债务数字。 如今中国有多少企业能够从容承担如此巨额的债务？

因此，中超足球俱乐部实际上已经成为经济学上的“白象现象”（“白象”是指一种非常有价值、需要高昂成本维持的资产，但很少能产生巨大的经济效益。传说泰国如果国王不喜欢某人，就会送给他一头白象，因为稀有的白象需要很高的饲养成本，收到白象礼物的人往往会破产。）尤其是在经济衰退的时候。中超俱乐部即使零元出售也很难出售球队。 它们是名副其实的负资产。

重庆队解散后，曾执教重庆队的韩国主帅李章洙表示，重庆足球的现状不仅是重庆足球的问题，也是整个中国足球的问题。 然而，面对中超俱乐部数亿甚至数十亿的债务，考虑到体育产业是慢行生意，这笔债务显然超出了中国足球的承受能力。 这更像是疫情因素的影响。 中国房地产经济泡沫破灭后的烂尾楼。 面对如此规模的硬着陆，尚处于发展初期的中国体育产业显然是无能为力。 无论未来的风暴有多么猛烈，我们都只能承受。

另一件事是，职业体育是资本主义高度发达时代的产物。 它在欧美已经发展了一百年，但在操作层面仍然存在难以解决的新问题。 职业体育作为进口产品，在我国发展才20多年，可能存在水土不服的问题。 因此，我国职业体育发展过程中出现各种问题是很正常的，这反过来又会促使我国寻求内循环时代特色职业体育发展的新模式。 比如，5月24日重庆队宣布解散时，市场监管总局公布的新公司注册信息耐人寻味。 公司名称为：体育全民体育俱乐部股份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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